五年前的十二月，我寫了這樣的東西啊！果真少女與少女情懷的見面是種一期一會，過去太單純，而現在，也老的只成氣喘吁吁的追著那些早已錯過的約會了。年紀越大，每天過著不知為何而燃燒的生活，哪還有時間及心情自憐自溺自擾呢？好吧，我承認時間是藉口，只是那種庸人自擾愛與不愛的心情，彷彿就像是早上起床化妝時臉上多出來的紋路，令人不堪，難以面對。最後，也只能睜隻眼閉隻眼的看著鏡子說「啊啊～～妳已經不再是個少女了啊。」

我很懶散，但仍會努力成為令人溫暖的人。心中有綠色，出門，便是草。

Silvio-Meier-Demo 2011

1992年11月21號，午夜時分，27歲的席維歐‧麥爾(Silvio Meier)與三位好友正準備前往一個Party。在寒冷的十一月他們乘著夜色走進了地鐵站，U-Bahnhof Samariterstraße，迎面而來四個年輕的男人和一個女人。那些男人和女人的衣服上別有極右派的徽章 ─ 他們是新納粹主義份子。在DDR時期即參與過許多左派活動的席維歐‧麥爾狀見後，一把將其中一個年輕男人的徽章扯下，然後在政治光譜各據左右的兩群人猛然向對方衝去，發生了激烈衝突。一陣推擠扭打口角過後，衝突止息了，而麥爾和他的朋友們也因錯過了前往Party的最後一班列車，決定轉身離開車站，沒想到就在此時，卻有一把刀猛烈的向席維歐‧麥爾刺去......

過去是一本放在櫃裡沉的拿不起的書，家 是頁裡最令人傷感的句子

家書

爸爸從台灣寄來的包裹，通常裝的都是我指定的物品，衣服、CD，其中最大多數是中文書，而等待著包裹飄洋過海的這十天半個月，總都覺得日子特別漫長。好不容易，爸爸這次寄了快捷，讓我的等待不用隨著波浪載沉載浮，而是順著渦輪的氣流咻咻咻的就這麼滑過大洋越過半個地球然後漂亮的降落在我家門口那一方小地毯上。如往常一樣，出於興奮，我近乎暴力的扯開包裹，啪它趴它散落一地，1.2.3.4.5，嗯是五本沒錯。在其中一本Hannah Arendt的書頁中，夾有一張用A4大小對摺再對摺的白紙，一眼便了然於心，啊，是我的家書。


我從來都沒有問過，為什麼爸爸總是把家書寫在A4的影印紙上，而不是找張信紙或是美麗的卡片，來襯他那一手好字，不過我猜想其實，答案很簡單，媽媽老早以前就告訴過我了「你爸就是那種非常不浪漫又怕麻煩的人啊。」媽媽過世之前雖然是地方政壇女強人，但總有非常柔軟和俏皮的那一面(平常很兇！)，但偶爾難得的撒嬌，總是會被爸爸大潑冷水，眼角戴著笑意(就是爽在心裡)，嘴上仍逞強的說「厚～哩賣擱假啊！」，然後媽媽就會開始從結婚的時候都沒照婚紗照blahblahblah...講到剛剛的飯局爸爸沒請客不太恰當blahblahblah...每每想到這些畫面，我的心理總感到很溫暖。曾經有人說過回憶是蹩腳的黑白片，但對我來說，這些家人們彼此間吵吵鬧鬧的往事，回憶起來就像剛看完冥王星早餐或是敬土司人生那類帶點淡淡哀愁的輕喜劇，有點傷感、有點溫暖，看著看著，掉了眼淚，覺得彷彿經過了一場心靈沈澱的洗禮，然後就可以微笑著走出戲院。


離開戲院後，我去翻了出國的兩年來，收藏在明信片盒子裡爸爸的家書，於是這才驚覺，原來老爸其實不像媽媽以為的那麼不浪漫，因為那一張張不加雕飾，白白的A4紙，雖然只是重複說著「女兒加油、妳媽媽愛你、不要辜負媽媽的期望」這樣簡單的加油字句，但回頭看來，原來字字句句刻寫著，都是浪漫無比的，對媽媽的情話。






女兒也愛你們 :)

29072011

哀悼我理智殺死的浪漫。屍體，就埋它在土壤裡靜待，下一場驚蟄。

我、聯副、人間與高信疆 ─ 瘂弦

(人生有這樣可以這樣共享一個美好年代的敵人兼朋友，夫復何求。 :D)


      我在聯合報副刊二十一年，編輯生活對我的影響，一直到今天好像還在延續著。風晨雨夕，當年的許多人與事，仍不時在我腦海中迴盪。章詒和有本書「往事並不如煙」，也的確是如此，特別是很多一起工作過的夥伴，甚至曾經「過招」的「敵報」友人，如今回想起來，都好像在同一條船上共過患難的親人一 般。因此，溫哥華的子夜，當電話那頭的高信疆太太柯元馨告訴我信疆往生的噩耗，我再也無法入眠，對著窗外的黑暗，眼淚一直不停地流。我心裡說，信疆走了，為了台灣副刊事業跟我一起打拼的人走了，屬於我們的時代是真正的結束了。詩人艾略特說，龐德與他相較是「更好的工作者」，而在我們的隊伍中，信疆也是一隻 領頭雁。他和我的關係是如此密切，是不打不相識的摯友。提起那一階段的副刊，人們每每把他與我並提，還說我們兩人有所謂「瑜亮情結」，其實也不如外傳那麼嚴重，總之後人評說，總難免把我們兩個綁在一起。如果信疆成立了，我也就成立了；勿寧說，那段故事是他和我合寫的。

    　我認識高信疆甚早，遠在他就讀華岡文化學院新聞系時，他就是我主編的《幼獅文藝》專訪撰稿者。我們是河南同鄉，他是新鄭，我是南陽，他們高氏昆仲（信鄭、信譚、信鄧）都是我的好友。雖然我比信疆年長很多，但是我們兩人最談得來，情誼深厚，沒有所謂代溝的問題。我一直以這位意氣風發、才華洋 溢、有守有為的小老弟為榮。

        話要從一九七六年的夏天說起。聯合報總編輯張作錦，當年也寫詩，筆名金刀，是我的舊識。有一天他告訴楊牧，他很想請我去主編聯副，不過他說有個困難，在大學我比他高一班，怎可讓學長當部下呢？楊牧說，「文人副刊」主編向來有客卿的意味，這一點倒不必過慮。不過當楊牧向我轉達金刀的這番意思 時，我正準備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進修，出國手續都辦好了，不宜更改，只好婉謝。對於聯副這個具有文學重鎮地位的報紙副刊，我是很願意參與的，可惜時間不湊巧。金刀表示聯合報願意等我一年，期間由駱學良（馬各）擔任主編，等我學成歸來。事情就這麼敲定了。

    　一年後我結束進修打道歸國。一出松山機場，就看到高信疆赫然出現，二話不說把我的行李提上他的車子。上了車，他開始發話了，說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要他來接我，有意請我擔任「人間副刊」主編，並說余先生現在就在辦公室等。由於事出突然，我一時無法應變，就請信疆先載我回家再說。到家不久，門鈴響了，余董事長親自來訪，懇切表達邀我去時報的意思，余先生說：「我快七十歲的人了，從來沒有像這樣請一個人的。早就希望你到時報來，來了以後，你主 持國內的工作，信疆主持國外的工作，你們倆是好朋友又是同鄉，並肩作戰，實在太理想了。」

    　接下來的半個月，信疆一直居間協調，希望能促成此事，並且開出優渥的待遇。記得最後一次到報社見余董事長時，信疆也在場，余先生說他辦公室隔壁就是報社的會議室，各單位主管都在，是臨時召集的會議。只要我答應下來，進了這個門，這個會就變成特別為我開的歡迎會。當時的陣仗可以用「兵臨城 下」來形容，憑良心說，我那時幾乎有點動搖了，不過忽然轉念一想，在台北那麼多年，每次見到余先生他總是稱讚我《幼獅文藝》編得如何好，但從來沒有邀我到他報館工作，為甚麼聽說我去聯合報，才來搶人呢？這恐怕是報業競爭的關係吧，絕對不是我真的有那麼大的價值。這麼想著，心理輕鬆不少，我遂對余董事長說， 他的這份知遇我將終生銘感，來日讓我以別的方式來報答吧！君子重然諾，聯合報既然已經等了我一年，絕對不能失信。我並且對余先生說，信疆能頂半邊天，應該由他繼續來主持「人間副刊」。余先生沒講話，辭出後我對信疆說：人間副刊過去你編得那麼精彩，余先生最賞識你，老馬識途，你重新出山吧。你在「人間」我在 「聯副」，我們的情況就像羅馬競技場上兩個決鬥的武士，面對著全場萬頭鑽動，如雷歡聲，不管願不願意都得搏鬥，而且要打個你死我活，觀眾才覺得夠勁，過癮。但是有一點老弟可別忘了，就是當我被你打倒的時候，你的劍不要真刺到我的身上，做個假動作刺在地上就好了。

    　我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接編聯副的，沒多久，信疆果然重披戰袍，再一次主持人間副刊。從此硝煙四起，龍戰在野，我們兩個難兄難弟就打將起來，打得天昏地暗，丟盔卸甲，不可開交，差點兒賠了我半條老命。不過儘管競爭「慘烈」，但是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玩惱過，動作大，是故作誇張，目的是要引起讀 者的注意力和興趣。之所以從來沒有翻臉過，最主要的原因，是兩個人對文化和文學的想法，非常接近，期間並沒有意識形態的對立。副刊編輯的策略雖然不同，但是要表達的主題內容，常常具有很大的同質性，往往他要找的人也是我要找的，他要做的專輯也可能是我要做的，他重視五四時期的老作家及上海淪陷時期的張愛 玲，他想藉大量邀約海外作家的稿件，使台灣能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中心，以及他比較側重台灣本土文學的建設和青年作家的培養等，都與我的觀念都不謀而合，我走的也是這樣的路子。

    　由於想法的一致，我們兩家的副刊，都沒有參與當時已經掀起的鄉土文學論戰，因為我們認為鄉土文學從來就不是問題，沒有討論的必要，真理愈辯愈明這話不錯，但如果師出無名等於打一場亂仗，那會影響台灣文壇團結，造成族群的撕裂，事後證明我們的想法是對的。如果當時兩家各有百餘萬銷路的大報也 參與論戰，情況將不可收拾。

       如果要說我和高信疆的作風有甚麼不同，那應該是做事的方法上，在個性上我溫吞，他急進。新聞系出身的他，一切講究速度，在他的字典裏，根本沒「慢」這個字，攻擊和衝刺是最重要的作為，與這樣的對手周旋，是夠累的。我曾開玩笑，說高信疆有新聞記者的「劣根性」，時間因素第一，什麼事都要快， 乃是以搶新聞的態度來編副刊。他這個編法，逼得我不得不研究一套以柔克剛的辦法來因應，當時有人分析我倆的戰法，說他善攻我善守，事實上勝敗乃兵家之常事，不管是攻是守，勝利總是屬於失誤最少的一方。

    　詩人余光中曾經笑說，瘂弦和高信疆，每天早晨一定有一個人吃不下早飯。原因無他，這邊還在組稿，怎麼？對手已經整版推出了。長期對壘之下，使我養成隨時保持警覺的習慣，國內外文壇不管大事小事，都得密切注意，舉凡思潮的轉變，作家的動向，都要在掌握之中，像諾貝爾文學獎的報導，更是要列 入年度的重點工作，不容掉以輕心。由於編輯工作大到無邊無際，編輯室常常整夜燈火通明，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飯，有時關於戰況的討論、得失，甚至帶到自己家裡的晚飯桌上。不過無論怎樣競爭，我始終相信並經常溫習孔老夫子在《論語》中說的那幾句話：「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我深 信，報紙重要，友誼也重要。

    　信疆和我，一直都是孔老夫子箴言的遵循者。只有一次在一個座談會上，我和信疆卻差點吵了起來。我發言說，副刊選稿有其特定的訴求，最好根據廣大讀者的最大公約數來取捨稿件，而雅俗共賞是必要的。試舉一例，如果詹姆斯．喬伊斯活在今天，把他的代表作《尤里西斯》長篇投向聯副，我一定退稿，建 議它改投《聯合文學》，不是作品不好而是不適合。想不到信疆站起來駁斥我的意見，他說他有不同看法，一件作品只要有文學價值，再難懂也應該由副刊來登載，《尤里西斯》也不例外。散會時我問信疆，你真的相信《尤里西斯》適合副刊讀者嗎？他笑著說，他是看到場子裡有人打瞌睡，才故意製造爭議的話題。雖然他這樣 解嘲，但我想他那天是真的有點生氣了才發飆、對我嗆聲的。總的說來，我們競爭的那些年，基本上彼此都信守了那個原則：劍不要刺在對方的身上，但偶爾擦槍走火，亦屬難免。

    　退休後，漢寶德、葉維廉、何懷碩、董陽孜等人和我到印度去旅行，信疆也去了。旅途中有人看到我和他坐在一匹大象上有說有笑，就問，怎麼，你們和好啦？事實上我和信疆從來沒有不和好過。名報人成舍我名言：辦報的人沒有成功的一天，只有一天的成功。每天早晨比報發現自己勝過對方，符合了社方 「你無我有、你有我好」的工作要求，但是過了中午，眉頭就皺了起來，明天怎麼辦？信疆和我先後退休後，記得有次和他聊天，他說他想了個點子：「我們兩家副刊能不能把當年重要戰役，列出十個來，彼此不商量，每一個戰役各寫一篇文章，然後編成一本書，那該多麼有意思，說不定有賣點哩！」我說：「好啊，恐怕讀那 本書就像讀芥川小說〈竹藪中〉，彼此都有一套自己的說法，不會承認被對方擊敗。電腦時代，恐怕沒有人有興趣去找那一堆堆發黃的舊報紙堆了吧。」

        劉再復有篇文章，題為〈巴金的意義〉。這裡容我也根據和信疆交往多年，同為報紙副刊獻身的一些感受和體驗，說一說高信疆的意義。

    　高信疆是詩人，他用高上秦筆名發表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藝術高度。參與《龍族詩刊》時，他曾製作專輯，反思現代詩運動的得失，專輯中唐文標、關傑明的批判文章，引起詩壇很大的風波和爭議，這說明信疆具有濃厚的社會運動家氣質。主編「人間」後，他這種傾向更為顯著，主要是他全力嘗試改變傳統文人副刊的體質，把文人副刊提升到報人副刊的層次。使副刊具有現代傳播的新思維，譬如新聞性、現實性、時間感和速度感等，更以主動約稿、計畫編輯等策略，擴大版面的容量，產生集中的效果。這是過去副刊所沒有的。人們還記得上一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晨報副刊》主編孫伏園，人們尊稱孫伏老。此公一襲唐裝、寬袍大袖，儀態從容，在報館是客卿、爺們，很少來辦公，半個月晃到報社一次，稿子一發就是二十天，然後到莫干山避暑去了，那日子過得真是月白風清，這是老式文人副刊老編的派頭。等到信疆一出，副刊編輯部的日子立刻變得月黑風高，選稿、組稿之外還要開座談會、辦學術會議，主持文藝營的訓練，忙得沒完沒了，此時編輯的形象不像文人，倒像一個呼風喚雨的導演，一個滿頭大汗的節目主持人了。這種改變，都是信疆開的頭，各報相繼跟進，成為今日副刊的主調。

    　從文藝副刊發展到文化副刊，也是高信疆的嘗試。在過去，副刊是小說家、散文家、詩人的天下，學者很少到副刊上來。高信疆一反過去的傳統，邀請很多學者豋場，特別為他們開闢專欄，營造一種文化評論的新氣候，很多意見領袖因此誕生，眾聲喧嘩，為廣大的文化社會創造另一種溝通管道。他的這種作法，跟我可謂「英雄之見略同」，聯副的「塔裡塔外」、「啄木鳥專欄」也是為教授們預備的，不過我希望教授們盡量避免長篇大論，所謂「長話短說、雅話俗說、冷話熱說」等等。當時正處於白色恐怖末期，官方對政治消息管制頗多，而對副刊的限制較為寬鬆。人們打開報紙，各家的新聞都差不多，言論是處於半封鎖的狀態，這使得民間有許多的呼聲無法登上新聞版（正刊），只有借助副刊的版面，如此就微妙地為知識份子開闢了一條言路，大大增加了副刊的社會參與功能。那年代，如果有一篇激進派的文章登出，大家都會競相走告，引起廣大的注意和熱烈的討論。這是極富建設性的一個發展。

    　過去台灣各家副刊是清湯掛麵，每天的編法都差不多，版面變化不大，也很少使用插畫。「高式副刊」卻一反過去的做法，特別重視美術設計，原則上主編不畫版，而由優秀的美術編輯以最高的審美觀點設計版面，並搭配生動精美的插畫，作大篇幅的呈現。這是一次革命性的改變。它對後來報紙的編風產生很大的影響。記得當時為「人間」畫插圖的，是一臉落腮鬍的林崇漢，他的插圖作品，一時無兩，我很敬佩。「人間」副刊版面革新飆到最高的時候，舉辦「版面設計大展」，每天請一位名畫家來社親自設計版面，當然，不見得每一種嘗試都是成功的，但副刊的面貌大大不同了。我是編雜誌出身，一向也重視版面的美感，信疆創出的新路我十分贊同，乃請來長髮披肩的王明嘉到聯合報主持美術工作，棋逢對手，端的是好戲連台，大家看得過癮。

          人間和聯副都是採用單項約稿和廣向徵稿並重的方式來擴充稿源。不過兩家的作法不同，我約稿方式是勤於寫信，總覺得用雁往鴻來的傳遞方法才比較正式，有禮貌，高信疆的方式是大量的打電話給對方，當時的越洋電話極為昂貴，他的電話特別長，可以跟約稿的對象在電話上聊天，時間長得使對方「叫饒」，直說，電話太貴了，稿子我一定寫就是了。如此凌厲的電話攻勢，當然感動了許多人、交到不少朋友，也因此得到不少稀罕的稿子，大家都為他的誠意所感動。另外，他也常常對外訪求人才，這些人他不一定認識，有時只讀過他們一本書、一篇文章，就去登門拜訪，延攬至報館工作。這種方式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常說幫助、提拔人要來得早，邀孔明出山要是落在劉關張的後面，那就不稀罕了。　人才像花，一個好的編輯人，不能一味拼命採花而不去種花，信疆種花的眼光、耐性與功夫，特別是採用的方式是非常特別的。當年他所培植出來的年輕人，很多都已成為今日文壇的中堅，而成為他一輩子的朋友，這些人跟台灣的文化（文學）建設，關係密不可分。而信疆功不可沒。

    　人常說生不逢時，我卻說生正逢時，我和信疆有幸參與了被人形容為報紙副刊的黃金時代，能夠恭逢其盛，也真稱得上緣份。當時的電子媒體並不像現代這麼發達，網路還沒有出現，基本上大家還是非常尊敬文字。在報紙副刊工作的人，雖然辛苦，但是卻充滿了幹勁，一個個都像是冶金者，日夜披沙揀金，比賽著看誰的金子成色好。一件工作來了，大家腦力激盪，挖空心思想點子，每每選難度最高、挑戰性最大的方式來做，在「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要求下，的確留下不少可貴的紀錄。

    　高信疆常常使我想到美國的巴頓將軍，這位富有英雄主義色彩還帶點豪邁浪漫氣質的典型軍人，強調戰爭只有三個原則，大膽、大膽，大膽！他作起戰來勇猛頑強，親自駕著坦克上陣拼搏，這很像高信疆辦報的作風。對於信疆來說，副刊就是他的坦克，只要有副刊編他就來勁，沒有副刊編，他就悶悶不樂。他甚至把副刊的功能提升到「副刊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國民性」的高度，在副刊工作，他永無倦色，全力以赴，無怨無悔。只是，有時客觀條件也未必能夠完全配合他。我非常尊敬余紀忠先生，他和聯合辦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在新聞史上地位無庸置疑。但我必須說，余先生對於信疆的工作安排和調動上，有些時候是有欠恰當的，是忽冷忽熱的，無形中也造成了信疆的心理上的一些挫折，這是新聞界文藝界很多朋友都有同感的。老實說我的編輯生活從文學刊物到文藝副刊長達四十年，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像高信疆那麼熱愛工作的人，沒有工作，等於要他的命。最近的十幾年，他一直隱居海外，很少回台北，他就像一個失去戰場的將軍，給人以悲劇英雄的落寞感。他那踽踽獨行的身影，想來真讓人感到不忍。

    　這篇悼文，我不只是為信疆悲，也是為我自己悲。大環境變了，整個文化氣候已經不適合信疆和我這樣的人。我們就像恐龍一樣，將逐漸在地球上消失。我哭信疆，也是哭我自己，更是哭我與他共同走過的時代。所幸今日的台灣副刊仍有後繼者、傳薪者，人才濟濟，他們自然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揮灑的空間，但是屬於我和信疆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 原載二〇〇九年八月六、七日《中國時報》 收錄於 《紙上風雲高信疆》（大塊）

28032011

盛老師竟然接受我的交友邀請！(:D灑花灑花～)
雖然三不五時都會覺得從高中一直到出國都堅持要念政治這件事非常鬼打牆，但還真是從來沒有後悔過，回想起來，第一次覺得''阿～還好有選它'' 就是在大一上了盛老師的政治學以後 :)))
你知道人最常後悔的事就是曾經誤會自己，從興趣志向(以後我應該可以幹嘛幹嘛)到交友條件(當初會喜歡這個男的真是瞎了我的少女眼)族繁不及備載，然後長大以後用力的驀然一回首，驚見過去自己的選擇，就會有一種好像扭到頭、說不上來的酸痛感。囉嗦了這麼多，我只想說雖然二十出頭的我肩頭上已經貼了無數片撒隆巴斯，但是對於政治科學我卻仍是樂在其中(何其幸福！)這一切都要感謝曾經閱讀過的文字和那些不一定記得我但是我永遠感念在心的老師們。 : )

Der grosse Steuermann hiess nicht Mao

翻譯了一篇德語媒體的文章。我只能說完全無法理解為何這位記者馬汀先生在去過中正紀念堂以後為何會變得如此熱愛蔣介石！是銅像控嘛！？

那位偉大的政治領航者，不叫做Mao
台灣，實現了另一條道路的可能─ 拜訪位於臺北的蔣介石紀念館

隨著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發展越趨強盛，國際間的台灣也越被矮化。但與此同時，這個從中國分裂出來的小島，也展現出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樣貌─ 一個更好的中國。因為在近幾十年間，台灣成功的由蔣介石時期的獨裁政治逐漸轉型為民主社會。  
Marko Martin

在台北的市中心有一個二十五萬平方米的大型公園，其中，豎立了一座兩層樓高的紀念堂，一入園內，另人眼花撩亂的，不只是雪白的大理石，還有穿越寫著「大中至正」的牌匾後，寫著多項警告標語的告示牌。其中警示著許多不能帶進堂內的物品，這之中還包括所謂的威權，更正確的說─威權主義，雖然這是座獻給台灣建基者蔣介石的紀念公園。

改寫世界的歷史

一方面為了不激怒北京的中共政權，另一方面，在台獨意識被蔣介石幾十年所統治的反共政權的箝制下，台灣(官方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不被允許稱自己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直至政黨輪替，反對黨上台又下台，國民黨又再次重新執政的今日，國民黨需要負擔代表的，仍是一個中國的主張，縱使今天的他們也是被民選出來的。

中正紀念堂的地下樓層可以免費進入，場內還有介紹紀念堂的小手冊可以拿，天藍色的手冊上印有穿著制服踢正步的憲兵，旁邊還印有I ♥ CKS等字樣。事實上這座博物館在蔣1975年逝世時便已著手規劃，五年內即完工。 遊客穿梭在莊嚴肅穆的殿堂中，語音導覽和牆上的照片，再再顯示出裡頭那座諾大的銅像，是位對台灣有深遠影響的領導者，只是他不是歐洲人所悉知的Mao，而是蔣介石。

‘’überholen ohne einzuholen’’ (在未徵求的情況下超越) 前東德SED(德國社會主義團結黨)主席Walter Ulbricht曾對冷鐵幕時期的東西德經濟狀況下過這樣的評語。當時的DDR極力的想趕上BRD的生活水平，但卻無法接受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因為他們想證明，社會主義仍優於資本主義，所以最後DDR無法放棄既選的道路，也從未允許私有財產制度。而東西德的歷史也如同鏡面一般，反射了國共內戰後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兩條截然不同的政治走向。1949年國軍戰敗後，蔣帶了兩百萬民軍人飄洋過海到了台灣，而隨船而去的，除了黃金瓷器外，還有書法字畫等。這些文物寶藏，遷臺後被存放臺北故宮，因而逃過了在文革中被銷毀的命運，也讓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及文明得以在台灣被完善保護。

記憶中的莫斯科

巨大的畫框和放大的黑白照片，講述了蔣介石對抗在’’萬里長征’’時期的共產黨時的故事，除此之外還可以看到一些孫中山派蔣介石到蘇聯考察學習當時蘇維埃政體及軍事系統的圖片，雖然如此，蔣從來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甚至可以說是堅定的反共者)，因而從內戰、抗戰直至國民政府撥遷來台，毛的共產政權及蔣政權之間的敵對及衝突不只一次浮出檯面，這樣惡劣的關係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到今日我們能很輕易的看見─ 國際上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在外交上承認台灣。

當然某些遊客 (特別是自鳴得意的西方旅客) 會認為， 反共的國族主義根本就是某種變相的共產主義，因此會對國共兩黨的這段歷史感到好笑。但請停止嘲弄，讓我們來試想一個有趣的問題，假設當年不是毛澤東，而是深具領袖魅力的蔣介石贏得了勝利，後來的歷史和當今的局勢又會有怎麼樣的變化呢？是不是就不會有這麼多的人在戰爭及鬥爭中被屠殺？這樣的想像似乎過於遙遠也不切實際，但無論如何，眼前所見無庸置疑的事實是，過去幾十年，蔣的落敗卻意外的導致台灣這塊土地，由極右翼的軍事獨裁統治、威權專政，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市場經濟和擁有社會福利制度的民主國家。而距離中正紀念堂約莫兩條街遠的地方，有座228和平公園，其建立的目的是為了紀念在二二八事變中，被國民黨屠殺的一萬民罹難者，以示轉型正義及對歷史的深切反省。由此，我們可以對照毛文革時期的大屠殺，抑或是九八年天安門事變中對學生的血腥鎮壓。直至今日，在中國，這些仍然還是人們一觸及便有可能受到當局處罰的禁忌議題。

而就先前提過的 “如果”問題做另一種推斷，我們也能看到另一種可能性。蔣介石乘著時毫的凱迪拉克轎車，身旁的宋美齡女士戴著令人倒盡胃口的華貴珠寶，一如各種各樣令人討厭的獨裁者(例如尼加拉瓜的獨裁者索摩查)。如果這樣的可能性在當時真正發生，可想而知，現今台灣的樣貌，大概就會變得跟拉美一些強人統治的不發達國家相去不遠了。 但相反地，蔣介石走的卻是另一條道路。他選擇成為人們口中相對較好的威權軍事領導人高地羅(Caudillo) (例如西班牙的佛朗哥與土耳其的凱末爾)， 雖然完全不是民主主義者，但在其威權統治下，卻可以透過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和均衡的社會發展，讓台灣自八Ο年代中期開始，公民社會的概念逐漸被強化，爾後走向有選舉投票自由的民主社會。

結束了中正紀念堂巡禮，遊客來到了紀念品店。在店內我們竟然看到了毛主席同志。他被做成約莫十公分大小的公仔，還與另一隻蔣介石公仔親密的手挽手。這些象徵的大概是統治者們帶著假笑表達能和睦共處的意願。於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些腦袋裡已經帶有許多想像及假設的西方遊客，開始對自己長久以來對歷史固有的解釋失去信心，在他踏入中正紀念堂又離開的兩個小時後。

p.s我沒有逐字翻然後有補充一些在裡面

原文: Der grosse Steuermann hiess nicht Mao

華麗廢墟 ─ Luzia

Welcome to Luzia。

會知道Luzia要感謝一個波蘭的好朋友Magda。在前年某個百無聊賴的午後，我問她來柏林念聲樂幹嘛，她回答「因為我愛上了一個Bartender <3 」 真是非常牛頭不對馬嘴的一段問答(笑)

ORANIENSTRASSE是必定要朝聖的地方，這裡簡直就是十字山丘的代名詞，重要的餐廳、書店、咖啡館、酒吧、流行服飾店都在這裡。十字山丘的閒散，明顯不同於東柏林的安逸；這裡的包容力特強，百無禁忌，而且不加修飾。這裡的商店不需要美美的櫥窗，咖啡館也不需要故作姿態的TERRASSE，一切都俗氣得渾然天成，生命力十足。 〈乾杯柏林大街，十字山丘﹏簡明甫〉

而今天要介紹的Luzia，即坐落於十字山區(Keuzberg)的麥加。白天，Luzia猶如一般散佈於街角巷尾的咖啡館，窗明几淨，咖啡香四溢。在矮櫃前打著奶泡有著卷曲褐髮的店員，在每個大門被推開的時刻，看似被輕喚了名字般的抬頭，用不特別熱情，不太大聲也不小聲的音調順口說了聲Hello，像極了某部法國電影的旁白角色。斑駁的牆面畫有一個正試圖奮力越過一條線的小女孩，60'年代的東德式舊桌椅上懸著巴洛克式的水晶吊燈下，是三三兩兩不成套的二手沙發，她們被著不飽和的顏色，與高低不一的木桌，曖昧又獨立的閒散在馬蹄形的半開放空間中。「這不就是間文藝腔Café嗎？哪來的帥氣Bartender？」我問Magda。

「他晚上才會出現辣！」她嬌聲的說，然後低頭佯裝喝了一口咖啡。這種晝伏夜出的愛情戲碼，不禁讓我懷疑Magda是Twilight的忠實粉絲。為了一睹那位讓Magda瘋狂的Bartender先生，在另一個週末的夜晚，我們又去了Luzia。

夜裡的Luzia褪下格子襯衫和黑框眼鏡，搖身一變成了Oranienstrasse上最風騷的party queen。白天能讓陽光大把灑入的落地窗，此時被繡著金色絲線的酒紅色帳幔罩著，而帳幔上被映照出的是在走動及跳動著的剪影，但通常都是黑壓壓的一片，推開門以後才知道因為裡頭擠滿了人。這些人有的穿的很隨性、有的像Magda一樣，不懷好意的刻意打扮，但大多都帶著強烈的個人色彩，無論只是低調在指頭上塗上指甲油的男人們，還是高調戴著直衝雲霄孔雀羽毛頭飾的女人們，都隨著節奏擺動身軀，也和緊貼著的陌生人互通氣息，迷醉在酒精及音樂中。

曾經看過有人形容，在柏林的Bar及club裡，有著是一群失憶的人，他們會想像自己是一隻鳥，是一個過氣的芭雷舞伶，是一個漫步林間的詩人或是夜間的騎士。但對我這個不小心闖入的「客人」而言，我所遇見的，就是一隻正飛著的鳥、一個舞著的舞伶、一位吟唱著的詩人、一條騎著老馬的漢子唐吉訶德，雖然和平日的模樣不同，卻真真實實的也是自己。誰說人們就不能如同這座華麗廢墟Luzia一般，既破舊又華麗，可以混合著各種不同風格，時代和氣味，無論是白天捧著書的文藝青年，還是晚上的party queen，展現的都是自己最舒適及快樂的姿態。

後記 : Magda為了要追Bartender先生，想辦法在Luzia弄到了一個彈鋼琴的工作，但是認識了以後發現，他竟然是個gay，還有果不其然，Bartender先生根本就跟Edward長一樣。

※插畫家Emeli Theander的作品   http://www.emelitheander.com/index.php?/

  這裡有賣她的t-shirt    http://www.redspective.com/artists/chinchin.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