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這樣可以這樣共享一個美好年代的敵人兼朋友，夫復何求。 :D)
我在聯合報副刊二十一年，編輯生活對我的影響，一直到今天好像還在延續著。風晨雨夕，當年的許多人與事，仍不時在我腦海中迴盪。章詒和有本書「往事並不如煙」，也的確是如此，特別是很多一起工作過的夥伴，甚至曾經「過招」的「敵報」友人，如今回想起來，都好像在同一條船上共過患難的親人一 般。因此，溫哥華的子夜，當電話那頭的高信疆太太柯元馨告訴我信疆往生的噩耗，我再也無法入眠，對著窗外的黑暗，眼淚一直不停地流。我心裡說，信疆走了，為了台灣副刊事業跟我一起打拼的人走了，屬於我們的時代是真正的結束了。詩人艾略特說，龐德與他相較是「更好的工作者」，而在我們的隊伍中，信疆也是一隻 領頭雁。他和我的關係是如此密切，是不打不相識的摯友。提起那一階段的副刊，人們每每把他與我並提，還說我們兩人有所謂「瑜亮情結」，其實也不如外傳那麼嚴重，總之後人評說，總難免把我們兩個綁在一起。如果信疆成立了，我也就成立了；勿寧說，那段故事是他和我合寫的。
我認識高信疆甚早，遠在他就讀華岡文化學院新聞系時，他就是我主編的《幼獅文藝》專訪撰稿者。我們是河南同鄉，他是新鄭，我是南陽，他們高氏昆仲（信鄭、信譚、信鄧）都是我的好友。雖然我比信疆年長很多，但是我們兩人最談得來，情誼深厚，沒有所謂代溝的問題。我一直以這位意氣風發、才華洋 溢、有守有為的小老弟為榮。
話要從一九七六年的夏天說起。聯合報總編輯張作錦，當年也寫詩，筆名金刀，是我的舊識。有一天他告訴楊牧，他很想請我去主編聯副，不過他說有個困難，在大學我比他高一班，怎可讓學長當部下呢？楊牧說，「文人副刊」主編向來有客卿的意味，這一點倒不必過慮。不過當楊牧向我轉達金刀的這番意思 時，我正準備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進修，出國手續都辦好了，不宜更改，只好婉謝。對於聯副這個具有文學重鎮地位的報紙副刊，我是很願意參與的，可惜時間不湊巧。金刀表示聯合報願意等我一年，期間由駱學良（馬各）擔任主編，等我學成歸來。事情就這麼敲定了。
一年後我結束進修打道歸國。一出松山機場，就看到高信疆赫然出現，二話不說把我的行李提上他的車子。上了車，他開始發話了，說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要他來接我，有意請我擔任「人間副刊」主編，並說余先生現在就在辦公室等。由於事出突然，我一時無法應變，就請信疆先載我回家再說。到家不久，門鈴響了，余董事長親自來訪，懇切表達邀我去時報的意思，余先生說：「我快七十歲的人了，從來沒有像這樣請一個人的。早就希望你到時報來，來了以後，你主 持國內的工作，信疆主持國外的工作，你們倆是好朋友又是同鄉，並肩作戰，實在太理想了。」
接下來的半個月，信疆一直居間協調，希望能促成此事，並且開出優渥的待遇。記得最後一次到報社見余董事長時，信疆也在場，余先生說他辦公室隔壁就是報社的會議室，各單位主管都在，是臨時召集的會議。只要我答應下來，進了這個門，這個會就變成特別為我開的歡迎會。當時的陣仗可以用「兵臨城 下」來形容，憑良心說，我那時幾乎有點動搖了，不過忽然轉念一想，在台北那麼多年，每次見到余先生他總是稱讚我《幼獅文藝》編得如何好，但從來沒有邀我到他報館工作，為甚麼聽說我去聯合報，才來搶人呢？這恐怕是報業競爭的關係吧，絕對不是我真的有那麼大的價值。這麼想著，心理輕鬆不少，我遂對余董事長說， 他的這份知遇我將終生銘感，來日讓我以別的方式來報答吧！君子重然諾，聯合報既然已經等了我一年，絕對不能失信。我並且對余先生說，信疆能頂半邊天，應該由他繼續來主持「人間副刊」。余先生沒講話，辭出後我對信疆說：人間副刊過去你編得那麼精彩，余先生最賞識你，老馬識途，你重新出山吧。你在「人間」我在 「聯副」，我們的情況就像羅馬競技場上兩個決鬥的武士，面對著全場萬頭鑽動，如雷歡聲，不管願不願意都得搏鬥，而且要打個你死我活，觀眾才覺得夠勁，過癮。但是有一點老弟可別忘了，就是當我被你打倒的時候，你的劍不要真刺到我的身上，做個假動作刺在地上就好了。
我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接編聯副的，沒多久，信疆果然重披戰袍，再一次主持人間副刊。從此硝煙四起，龍戰在野，我們兩個難兄難弟就打將起來，打得天昏地暗，丟盔卸甲，不可開交，差點兒賠了我半條老命。不過儘管競爭「慘烈」，但是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玩惱過，動作大，是故作誇張，目的是要引起讀 者的注意力和興趣。之所以從來沒有翻臉過，最主要的原因，是兩個人對文化和文學的想法，非常接近，期間並沒有意識形態的對立。副刊編輯的策略雖然不同，但是要表達的主題內容，常常具有很大的同質性，往往他要找的人也是我要找的，他要做的專輯也可能是我要做的，他重視五四時期的老作家及上海淪陷時期的張愛 玲，他想藉大量邀約海外作家的稿件，使台灣能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中心，以及他比較側重台灣本土文學的建設和青年作家的培養等，都與我的觀念都不謀而合，我走的也是這樣的路子。
由於想法的一致，我們兩家的副刊，都沒有參與當時已經掀起的鄉土文學論戰，因為我們認為鄉土文學從來就不是問題，沒有討論的必要，真理愈辯愈明這話不錯，但如果師出無名等於打一場亂仗，那會影響台灣文壇團結，造成族群的撕裂，事後證明我們的想法是對的。如果當時兩家各有百餘萬銷路的大報也 參與論戰，情況將不可收拾。
如果要說我和高信疆的作風有甚麼不同，那應該是做事的方法上，在個性上我溫吞，他急進。新聞系出身的他，一切講究速度，在他的字典裏，根本沒「慢」這個字，攻擊和衝刺是最重要的作為，與這樣的對手周旋，是夠累的。我曾開玩笑，說高信疆有新聞記者的「劣根性」，時間因素第一，什麼事都要快， 乃是以搶新聞的態度來編副刊。他這個編法，逼得我不得不研究一套以柔克剛的辦法來因應，當時有人分析我倆的戰法，說他善攻我善守，事實上勝敗乃兵家之常事，不管是攻是守，勝利總是屬於失誤最少的一方。
詩人余光中曾經笑說，瘂弦和高信疆，每天早晨一定有一個人吃不下早飯。原因無他，這邊還在組稿，怎麼？對手已經整版推出了。長期對壘之下，使我養成隨時保持警覺的習慣，國內外文壇不管大事小事，都得密切注意，舉凡思潮的轉變，作家的動向，都要在掌握之中，像諾貝爾文學獎的報導，更是要列 入年度的重點工作，不容掉以輕心。由於編輯工作大到無邊無際，編輯室常常整夜燈火通明，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飯，有時關於戰況的討論、得失，甚至帶到自己家裡的晚飯桌上。不過無論怎樣競爭，我始終相信並經常溫習孔老夫子在《論語》中說的那幾句話：「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我深 信，報紙重要，友誼也重要。
信疆和我，一直都是孔老夫子箴言的遵循者。只有一次在一個座談會上，我和信疆卻差點吵了起來。我發言說，副刊選稿有其特定的訴求，最好根據廣大讀者的最大公約數來取捨稿件，而雅俗共賞是必要的。試舉一例，如果詹姆斯．喬伊斯活在今天，把他的代表作《尤里西斯》長篇投向聯副，我一定退稿，建 議它改投《聯合文學》，不是作品不好而是不適合。想不到信疆站起來駁斥我的意見，他說他有不同看法，一件作品只要有文學價值，再難懂也應該由副刊來登載，《尤里西斯》也不例外。散會時我問信疆，你真的相信《尤里西斯》適合副刊讀者嗎？他笑著說，他是看到場子裡有人打瞌睡，才故意製造爭議的話題。雖然他這樣 解嘲，但我想他那天是真的有點生氣了才發飆、對我嗆聲的。總的說來，我們競爭的那些年，基本上彼此都信守了那個原則：劍不要刺在對方的身上，但偶爾擦槍走火，亦屬難免。
退休後，漢寶德、葉維廉、何懷碩、董陽孜等人和我到印度去旅行，信疆也去了。旅途中有人看到我和他坐在一匹大象上有說有笑，就問，怎麼，你們和好啦？事實上我和信疆從來沒有不和好過。名報人成舍我名言：辦報的人沒有成功的一天，只有一天的成功。每天早晨比報發現自己勝過對方，符合了社方 「你無我有、你有我好」的工作要求，但是過了中午，眉頭就皺了起來，明天怎麼辦？信疆和我先後退休後，記得有次和他聊天，他說他想了個點子：「我們兩家副刊能不能把當年重要戰役，列出十個來，彼此不商量，每一個戰役各寫一篇文章，然後編成一本書，那該多麼有意思，說不定有賣點哩！」我說：「好啊，恐怕讀那 本書就像讀芥川小說〈竹藪中〉，彼此都有一套自己的說法，不會承認被對方擊敗。電腦時代，恐怕沒有人有興趣去找那一堆堆發黃的舊報紙堆了吧。」
劉再復有篇文章，題為〈巴金的意義〉。這裡容我也根據和信疆交往多年，同為報紙副刊獻身的一些感受和體驗，說一說高信疆的意義。
高信疆是詩人，他用高上秦筆名發表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藝術高度。參與《龍族詩刊》時，他曾製作專輯，反思現代詩運動的得失，專輯中唐文標、關傑明的批判文章，引起詩壇很大的風波和爭議，這說明信疆具有濃厚的社會運動家氣質。主編「人間」後，他這種傾向更為顯著，主要是他全力嘗試改變傳統文人副刊的體質，把文人副刊提升到報人副刊的層次。使副刊具有現代傳播的新思維，譬如新聞性、現實性、時間感和速度感等，更以主動約稿、計畫編輯等策略，擴大版面的容量，產生集中的效果。這是過去副刊所沒有的。人們還記得上一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晨報副刊》主編孫伏園，人們尊稱孫伏老。此公一襲唐裝、寬袍大袖，儀態從容，在報館是客卿、爺們，很少來辦公，半個月晃到報社一次，稿子一發就是二十天，然後到莫干山避暑去了，那日子過得真是月白風清，這是老式文人副刊老編的派頭。等到信疆一出，副刊編輯部的日子立刻變得月黑風高，選稿、組稿之外還要開座談會、辦學術會議，主持文藝營的訓練，忙得沒完沒了，此時編輯的形象不像文人，倒像一個呼風喚雨的導演，一個滿頭大汗的節目主持人了。這種改變，都是信疆開的頭，各報相繼跟進，成為今日副刊的主調。
從文藝副刊發展到文化副刊，也是高信疆的嘗試。在過去，副刊是小說家、散文家、詩人的天下，學者很少到副刊上來。高信疆一反過去的傳統，邀請很多學者豋場，特別為他們開闢專欄，營造一種文化評論的新氣候，很多意見領袖因此誕生，眾聲喧嘩，為廣大的文化社會創造另一種溝通管道。他的這種作法，跟我可謂「英雄之見略同」，聯副的「塔裡塔外」、「啄木鳥專欄」也是為教授們預備的，不過我希望教授們盡量避免長篇大論，所謂「長話短說、雅話俗說、冷話熱說」等等。當時正處於白色恐怖末期，官方對政治消息管制頗多，而對副刊的限制較為寬鬆。人們打開報紙，各家的新聞都差不多，言論是處於半封鎖的狀態，這使得民間有許多的呼聲無法登上新聞版（正刊），只有借助副刊的版面，如此就微妙地為知識份子開闢了一條言路，大大增加了副刊的社會參與功能。那年代，如果有一篇激進派的文章登出，大家都會競相走告，引起廣大的注意和熱烈的討論。這是極富建設性的一個發展。
過去台灣各家副刊是清湯掛麵，每天的編法都差不多，版面變化不大，也很少使用插畫。「高式副刊」卻一反過去的做法，特別重視美術設計，原則上主編不畫版，而由優秀的美術編輯以最高的審美觀點設計版面，並搭配生動精美的插畫，作大篇幅的呈現。這是一次革命性的改變。它對後來報紙的編風產生很大的影響。記得當時為「人間」畫插圖的，是一臉落腮鬍的林崇漢，他的插圖作品，一時無兩，我很敬佩。「人間」副刊版面革新飆到最高的時候，舉辦「版面設計大展」，每天請一位名畫家來社親自設計版面，當然，不見得每一種嘗試都是成功的，但副刊的面貌大大不同了。我是編雜誌出身，一向也重視版面的美感，信疆創出的新路我十分贊同，乃請來長髮披肩的王明嘉到聯合報主持美術工作，棋逢對手，端的是好戲連台，大家看得過癮。
人間和聯副都是採用單項約稿和廣向徵稿並重的方式來擴充稿源。不過兩家的作法不同，我約稿方式是勤於寫信，總覺得用雁往鴻來的傳遞方法才比較正式，有禮貌，高信疆的方式是大量的打電話給對方，當時的越洋電話極為昂貴，他的電話特別長，可以跟約稿的對象在電話上聊天，時間長得使對方「叫饒」，直說，電話太貴了，稿子我一定寫就是了。如此凌厲的電話攻勢，當然感動了許多人、交到不少朋友，也因此得到不少稀罕的稿子，大家都為他的誠意所感動。另外，他也常常對外訪求人才，這些人他不一定認識，有時只讀過他們一本書、一篇文章，就去登門拜訪，延攬至報館工作。這種方式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常說幫助、提拔人要來得早，邀孔明出山要是落在劉關張的後面，那就不稀罕了。 人才像花，一個好的編輯人，不能一味拼命採花而不去種花，信疆種花的眼光、耐性與功夫，特別是採用的方式是非常特別的。當年他所培植出來的年輕人，很多都已成為今日文壇的中堅，而成為他一輩子的朋友，這些人跟台灣的文化（文學）建設，關係密不可分。而信疆功不可沒。
人常說生不逢時，我卻說生正逢時，我和信疆有幸參與了被人形容為報紙副刊的黃金時代，能夠恭逢其盛，也真稱得上緣份。當時的電子媒體並不像現代這麼發達，網路還沒有出現，基本上大家還是非常尊敬文字。在報紙副刊工作的人，雖然辛苦，但是卻充滿了幹勁，一個個都像是冶金者，日夜披沙揀金，比賽著看誰的金子成色好。一件工作來了，大家腦力激盪，挖空心思想點子，每每選難度最高、挑戰性最大的方式來做，在「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要求下，的確留下不少可貴的紀錄。
高信疆常常使我想到美國的巴頓將軍，這位富有英雄主義色彩還帶點豪邁浪漫氣質的典型軍人，強調戰爭只有三個原則，大膽、大膽，大膽！他作起戰來勇猛頑強，親自駕著坦克上陣拼搏，這很像高信疆辦報的作風。對於信疆來說，副刊就是他的坦克，只要有副刊編他就來勁，沒有副刊編，他就悶悶不樂。他甚至把副刊的功能提升到「副刊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國民性」的高度，在副刊工作，他永無倦色，全力以赴，無怨無悔。只是，有時客觀條件也未必能夠完全配合他。我非常尊敬余紀忠先生，他和聯合辦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在新聞史上地位無庸置疑。但我必須說，余先生對於信疆的工作安排和調動上，有些時候是有欠恰當的，是忽冷忽熱的，無形中也造成了信疆的心理上的一些挫折，這是新聞界文藝界很多朋友都有同感的。老實說我的編輯生活從文學刊物到文藝副刊長達四十年，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像高信疆那麼熱愛工作的人，沒有工作，等於要他的命。最近的十幾年，他一直隱居海外，很少回台北，他就像一個失去戰場的將軍，給人以悲劇英雄的落寞感。他那踽踽獨行的身影，想來真讓人感到不忍。
這篇悼文，我不只是為信疆悲，也是為我自己悲。大環境變了，整個文化氣候已經不適合信疆和我這樣的人。我們就像恐龍一樣，將逐漸在地球上消失。我哭信疆，也是哭我自己，更是哭我與他共同走過的時代。所幸今日的台灣副刊仍有後繼者、傳薪者，人才濟濟，他們自然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揮灑的空間，但是屬於我和信疆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 原載二〇〇九年八月六、七日《中國時報》 收錄於 《紙上風雲高信疆》（大塊）
